律师论文

 
试论当前可能诱发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几个因素

广东客都律师事务所  胡继宏律师


  摘要
    2011年5月12日央行宣布,从5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去年以来第十一次上调,本次上调大约可锁定商业银行3700亿元资金。专家认为,再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对冲外汇占款高增长带来的流动性压力。至此,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升至21%的历史高位。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2010年6月份发布了《2010: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认为:根据我国不良贷款滞后信贷增长2-3年的规律,2009年以来的巨额贷款可能会导致不良贷款在2年后出现反弹,其中政府平台公司的信贷风险尤为值得关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持续3-5年,当经济衰退的拐点出现,新一轮泡沫破裂时,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可能出现。
    笔者认为上述调查报告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目前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现状,央行和财政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对银行不良资产敲起了警钟。因此,本文针对当前可能诱发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几个因素,试论笔者见解。
    关键词:不良资产  宏观经济政策  监管措施  金融创新业务 经营管理水平  金融全球化  地方融资平台

    1 银行不良资产的总述
    1.1 概念
    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不良状态的银行资产。什么样的状态是不良状态呢,就是按约定或既定的条件下,不能给银行带来预期收益的状况,表现在银行信贷资产方面,就指贷款利息不能按时足额回收,或者本金都难以收回的状态。所以,银行不良资产的概念也可以这样下:在约定或既定的条件下,银行不能取得预期收益的资产。由此概念可以引申出几点:
    一是所谓不良资产是指银行的资产,是从银行角度出发作出划分或界定的。当然企业也会形成不良资产,企业不良资产包括不能利用、使用、盘活、报废的资金、设备和固定资产等,范围涵盖比较广,而银行不良资产往往指账面的损失资产和风险资产,并不涉及具体的实物资产。
    二是基于在约定或既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划分。具有阶段性和时点性,即这些不良资产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时点是不良资产,但如果借款人或担保人通过其他方式对债务进行了履行或保证,消除了不良预期,那么仍然可以是优良资产。
    我国对不良贷款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一逾两呆法”,即按1996年8月1日施行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第三十四条规定,将呆帐贷款、呆滞贷款、逾期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不属于不良贷款的就为正常贷款,属于优良资产;另一种是“五级分类法”,即根据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施行)》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按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预测、还款记录是否准时、还款意愿是否乐意、贷款担保是否足额、贷款偿还法律责任的承担是否充分等方面进行评估,将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和损失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
    由此可知,银行不良资产实质上是银行的信贷资产,是银行发放出去的贷款中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出现问题、银行无法按期收回利息和本金可能或肯定造成损失的贷款,反映在银行账面上的资产。
    所以,实际上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关系人是银行与借款人,银行的借贷形成法律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银行是债权人,享有债权人放贷、回收、监管、收益的权利和义务;借款人是债务人,享有取得资金、使用、还本付息等的权利和义务。当不良形成以后,作为银行而言虽然取得的是完整的债权,但未必能实现完整的权益,极可能造成损失。所以,从银行的债权角度看,是银行账面上的债权,虽然指向对象是借款人转换为企业经营资产的权利,但实际上也包涵对借款人完整的追索权。正因为有了这个完整的追索权,才能降低银行风险,减少银行的损失,因此不良资产也是银行的不良债权。
    1.2 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
    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过程是信贷资金的转换过程,是银行货币资产到企业经营资产再到商品资产和由企业商品资产回到银行货币资产的过程。即银行信贷资产通过信贷手段,将货币资产出借给企业作为经营资产,这时候的资产是贷币形态,企业用从银行借来的货币购置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作为生产资料,企业将其转换为商品形态。由于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还款能力的问题,无法按约定或既定的条件偿还借款本息,那么从银行的角度看,由信贷货币转换的信贷资产,就成了不能带来预期收益的不良资产。
    所以,不良资产问题的产生是与经济金融的整体运行密不可分的,不是孤立存在的,产生原因有外因,也有内因。
    从外因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当政府对金融活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时,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对企业经营者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失误导致偿债能力有问题;二是借款企业还款信用观念淡薄,导致借款企业恶意逃废债务;三是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导致银行经营不确定因素增多,防患风险更加困难。从内因看,有技术性因素,比如银行在企业信息的获取不完备,导致风险预测不准确;有历史上的体制性原因,比如国有控股银行与政府扯不清的关系,导致政府对商业银行的不当干预;有银行内部管理的人文原因,比如信贷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引发的道德风险;有企业经营上的因素,比如法人治理不完善、创新金融业务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等。
    2 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
    2.1 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由于国家金融整体运行在不断变化之中,政府会根据运行情况执行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样就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导致企业对经营投资决策判断上出现失误,当这种失误造成企业经营困难时,必然又导致企业偿债能力出现问题。当国家需要扩大投资刺激经济时,会加大货币的发行量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的信贷规模膨胀,企业易于获取银行贷款来扩大生产规模或投资上新项目,企业把银行的货币资产转换为企业经营资产。企业经营资产的扩张,必然导致商品生产的扩张,市场商品供应量增大。当经济出现过热时,政府必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那么又会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过剩,在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时,就会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其对应的银行贷款就无力偿还。于是,我们看到紧缩的货币政策之下,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出现大批企业停工停产现象,因而产生的违约贷款致使银行不良贷款激增。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激增的原因,但这个过程往往是有阶段性和时点性的,货币政策紧缩之后银行都会冒出大量不良资产。
    比如90年代以来我国多次经历经济刺激之后的紧缩, 1993年的房地产热,1996年底、1997年初、2007年的股市不正常高涨都是在宏观经济宽松货币的表现。企业将易于获取的银行资金大量流入楼市、股市,造成这些资产迅速膨胀产生泡沫,而房地产、股票价格上涨又使利用这些资产进行的抵押贷款进一步增大,企业又更易于猎取银行的资金,如此恶性循环。国家看到金融资产泡沫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采取货币紧缩措施,于是泡沫破裂、资产价格大幅回落,银行作为金融市场最主要的资金注入者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金融风险承担者,大量贷款变成不良贷款,变成了银行对企业的不良资产。
    2.2 目前正在积累的不良资产风险。
    从2008年底后四万亿的财政刺激和不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正如前述的中国东方资产公司调查报告所言,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正在积聚。
    通过仔细分析2009年上半年各上市银行财报,就可以发现银行不良贷款已经“隐性”上升。虽然2009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继续实现“双降”,不良贷款总额减少421.25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了0.63个百分点。但股份制银行总体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了15.22亿元,而去年同期则大幅下降129.3亿元。部分国有大银行实现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是采取了加大不良贷款核销的力度,新产生的不良并未见减少。如工行,虽然上半年不良贷款减少了58.17亿元,但如扣除核销的82.76亿元不良贷款,实际不良贷款仍有所增加。实际处置不良贷款金额明显高于不良贷款核销额。据《财经》杂志报道,建行和中行上半年分别处置不良贷款196和164亿元。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中,大多数银行表面上看是实现了“单降”,实际上是双升。11家上市股份制银行中,只有浦发、民生、北京银行不良贷款是负增长,并且下降幅度都非常有限,浦发银行仅减少了区区200万元。
    从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家的货币政策已是从宽松转向从紧,强力的货币刺激政策开始退出已是不争的事实。而2010年四月份工业生产附加值增长大幅低于预期,又使得人们对经济增长放缓产生担忧。浙江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利率的不断攀升也似乎印证了市场的担忧,企业从易于获取银行资金转眼就到难于偿还借款本息,因此有人判断未来进一步紧缩可能会导致经济硬着陆。如果经济硬着陆,那么首当其冲的仍然是银行金融贷款的安全问题,2008年底以来如此大规模的放贷,必然会相应比例地产生不良率,按为种比例产生的不良总量是相当庞大的。
    也有人说从贷款规模控制上看,银行帐上贷款从10万亿减少到了7.9万亿,按照央行的新统计指标全社会融资总量来看,融资总量并没有减少,反而略有上升,从14.1万亿上升到14.3万亿,而2011年度央行的目标并没有打算大幅压缩融资总量,维持14万亿的目标。虽然相对于进一步增长的经济规模而言,资金环境相对去年有所收紧,但仍可支持9-10%的经济增长,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很小。即便如此,我们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造成的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积累,也绝对不可小视。
    3 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措施的因素
    3.1 不恰当监管导致的风险。
    人们常常认为银行业必须加强监管,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措施在减少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证经营稳健、对存款人利益的保障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甚至于有人对银行业出现的问题归结于政府监管不力,希望用一系列更严格更完备的监管体系加以保证。但事实上,虽然政府的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减少风险、减少不良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毕竟银行是作为企业在经济运行体中运行,有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为监管政策所左右的,正如前面所提的央行虽然多次提高准备金率,并且采取窗口指导、行政指令等方式进行加强监管,而开始的时候市场反应和收效都甚微,只有等到多项监管措施叠加效应出现时,效果才有明显显现。可是,当这些叠加措施效果显现时,叠加监管措施的负面效用也随之显现。因此,叠加的监管措施中,必然或者可能有一部分监管措施已是不恰当的,至少对当前的状态是不适当的,那么这部分不恰当的监管必然左右了银行的正常经营,导致了不良资产的上升,正如《银行危机的防范:近期银行全球倒闭风潮的教训》中提到的 “不恰当的监管手段也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多的一个因素”,该书中还提到在1980年美国存款机构在“哪些业务可以做,在什么地方可以做”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显然是对银行业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但这些措施束缚了它们业务分散化的能力,使它们抵御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十分虚弱,以至于它们比那些受管制较少的同业更容易发生倒闭事故。
    3.2 缺失监管导致的风险。
    当然,相对于过严厉且不恰当的监管,监管部门缺失监管更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的重要因素。银行业间存在业务竞争,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银行甚至会利用监管制度上的漏洞或不完善的地方,制造出更多的金融产品创造更大效益。同时,当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时,必然也导致监管部门协调机制的缺乏,就如目前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够协调不够畅通,难于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这就容易产生监管的灰色地带空白地带,表面上看各家、各级监管机构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合法地不超范围操作,但往往各自监管责任都不能到位。在现行制度监管不到位或无法监管的情况下,银行业就敢大胆经营创新经营,因为这种经营措施不违法也不违规,或者纵然知道违法违规也不会受到监管处罚,如此一来就导致竞争无序恶性竞争,结果必然导致不良率上升。
    结合目前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现状看,在监管部门之间协调方面,只有商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之间的合作和监管措施是比较完备的,而与其它监管机构的合作和沟通显然还做得很不够,纵然部门间订立了协调机制的条款,也很少有具体深入到业务内容的监管规定,这样的监管措施显然没有法律上制度上的有力保障,部门协调监管作用很难得到有效运行,终将导致监管盲点和监管成本增加。这种局面给借款人有机可乘,利用各银行间的信息不畅,能够获取更多贷款机会,如果银行也是乐意享有这种结果的话,显而易见埋下了许多不良贷款的风险。
    3.3 从个案看监管缺失引发的风险。
    山东省济南市在2010年12月份破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该案涉案金额共约60亿元,牵涉了多家金融机构,其中齐鲁银行涉案金额最多,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均牵扯其中。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虽然我国对银行金融业监管机构越来越多,监管措施也越来越多,监管队伍越来越庞大,监管政策更是多如牛毛,但监管效果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和乐观。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一来监管机构或多或少要受多方压力驱使,使监管力度和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二来银行和借款人恰恰看准了过多监管下谁不管或谁也管不了的矛盾,反而制造出了更多贷款机会。
    4 金融创新业务的因素
    4.1 积极影响。
    在上世纪30年代前,传统的银行业务主要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汇兑上,偏于静态与稳定,如果仅限于此显然受金融环境变化和政策冲击要小,当然所创造的利润也是相当局限。在现代金融创新理念下,新的金融投资思路陆续提出并加以发散,金融机构于是开始顺势调整其运营模式,不断创新和发行新的金融产品,很显然这些创新业务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此银行更是乐此不疲不断再创新制造出更多的金融产品。
    更主要的是,随着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发展和衍生商品的不断推出,更多的投资者、部门、机构参与其中,甚至成了他们在唱主角,而银行由原来的创新业务主体转变为商品的发行者、代理商、管理发行者、信托者、增强信用或流动性者、至证券化资产的投资者,银行角色随新的金融产品在变化,比如银行在证券的发行、承销与交易代理、提供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基金管理以及为企业投资融资进行咨询、顾问等业务方面,主体角色不断在转换,创新金融业务为银行提供了更大的资本动作空间,带来更多的利润增长点。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不断地改变以往的经营模式,它们一改由原来只经营传统的存、汇、贷、放,变成经营几乎无所不包的金融百货公司。当然积极的因素是满足了经济社会对商业银行多元化的需求,商业银行也因此吸引了更多顾客,大大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和赢利能力。
    4.2 消极影响。
    然而,我们不断在看到金融创新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变革性的机会同时,创新对金融稳定潜在危险越来越显现,甚至在不断暴发,导致了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这点从上述1993年的房地产热、1996年底、1997年初、2007年的股市不正常高涨之后留下的后遗症就可以看出,前几年信托公司的破产和证券公司的破产托管等事例中,我们就开始意识到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同时,也会对现存的金融秩序、金融监管制度造成冲击,给金融体系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甚至破坏国家的金融安全。事实上近年来,一系列震动世界金融体系的风波此起彼伏,大多与创新业务滥发金融衍生产品有极大关系。
    创新金融产品过快过多甚至是滥发的情况,往往出现在货币宽松的政策底下,国家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或经济处于泡沫期时,而创新金融产品带来可观的利润又往往使商业银行更加盲目乐观。所以,我国银行业在多年货币超发背景下,商业银行过惯了宽松日子,习惯在流动性泛滥下轻松经营,如果一旦银根收紧,市场流动性偏紧,立马原形毕露,必然无所适从。创新金融产品面临的风险立即显现,金融产品若发不出去,银行的经营链出现断裂,于是出现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均超红线的情况。那么为了更好的继续经营,不少银行会走起歪门邪道,采取恶性竞争、票据抵押等手段吸收存款。这种吸收存款的手段必须由客户包括企业财务会计人员配合,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导致的不良资产增加难于预测。目前这种苗头正在显现。
    5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因素
    商业银行管理水平与管理风格,也是导致商业银行间不良贷款比率不同的重要因素。冒险激进的管理风格,在其管理下的信贷规模会极度膨胀,造成了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导致风险抵御能力的削弱;保守谨慎的管理风格,在其管理下严格控制涉足高风险领域,采取保守稳健的经营方式,前者的不良贷款比率显然要大大高于后者。
    5.1 财政性不良贷款。
    严格上来讲,财政性不良贷款的产生并不能归结于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所造成,因为更多是国家经济体制下的原因。在传统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缺乏自主权,信贷资金分配是计划体制下资本计划分配的结果,造成大量银行信贷资金被当作政府的财政资金使用,形成政府财政挤占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资金供应渠道只有财政和银行两条渠道,特别是国有企业资金来源几乎就是这两个渠道。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造成银行大量短期信贷资金被长期占用,而这些贷款不能按期收回,造成银行流动性差。长期以来,政府习惯于把国有银行的钱等同于政府财政的钱,思想观念上就没有分过家,当这类贷款变成财政资金性质的时候,就被长期固化了,成为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大资产公司1999年大量接收的不良资产中,极大部分是财政性的不良资产,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仍有相当部分无法处置回收,造成极大国家的损失。
    5.2 经营性不良贷款。
    经营性的不良贷款产生虽然也有金融体制上的原因,比如现有的商业银行管理体制不利于信贷资金安全运行的因素,法人治理结构上设国有商业银行总行为一级法人,一级以下分支机构无法人资格,而具体的信贷资产运作大都是在一、二级以下分支机构完成,这样容易形成贷款发放过程的责、权相分离。这样也必然形成调查与审核发放相分离的局面,于是出现了银行内部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处罚不力的现象,甚至有少数拜金主义铤而走险,采取违法犯罪的手段内外勾结套取、骗贷,不可否认这些年来出现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失职甚至犯罪的行为,也造成了银行的许多不良贷款。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治理也缺乏有效手段。当然缺乏有效手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治理所采取的手段仍主要局限在盘活、清收、重组、核呆和扩大贷款总量等传统方法上,仅靠这些手段带消化自身不良资产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虽然通过剥离和清收、盘活、核呆等措施,使得一部分不良资产得到了有效处置,但仍有大量的政策性不良贷款损失和自身经营性不良贷款遗留在银行内部。消化旧的不良需要时间、精力和成本,需要一个较长努力的过程,新的不良资产又会不断产生。
    更可怕的是,有些银行明知存在上述问题,由于人为因素和道德风险的原因,恰恰利用贷款管理机制落后,有意无意作为或不作为地放宽贷款条件、重贷轻管轻收、贷后监管不严、对造成信贷资产损失的责任追究不力等行为,还有意借助借新还旧技术转化掩盖了贷款的真实风险。有些基层一级的银行,为了应付上级要求的指标,乐意于帮助借款人办理借新还旧手续,更有甚者做出一些人为地调整数据的行为,从而掩盖了贷款的真实风险,贷款在企业的长期周转使用中逐步损耗,最终变风险为实实在在的损失。
    还有是由于银行对借款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贷后管理的漏洞。借款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涉及改制、重组、破产等问题,借款人往往也会利用这手段逃避银行的债务,银行面对这些复杂变化,如果没有深入企业进行贷后检查,不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就会陷入风险的被动局面。所以,如果对经营性的不良贷款不在内部法人治理、对不良贷款防范与处置的治理和贷后信息管理上下功夫,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局面。
    6 金融全球化的因素
    金融全球化加大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在给银行开辟更多元化收入来源,开拓出更多的新的金融产品,银行从中获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看到,金融全球化也同样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理念就是金融自由化,特别是国际游资更希望进出自由的金融自由度和开放度。当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相一致被一个国家或地区接受时,国际游资扫除或减少了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障碍,使资本可以迅速而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一个市场流向另一个市场,为利率、汇率等各类金融产品价格大幅波动创造了赢利条件。但若有风吹草动,国际游资就会从所在国家或地区大量撤走,从而引发该国家或地区严重的金融动荡。
    6.1金融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对银行监管的难度。
    金融全球化使金融资本特别是有特别背景的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获利,更可怕的是如果这些庞大的资本带某种政治目的出发时,流入国或地区预测或预防措施不当时,很可能导致被毁灭性打击。但是,全球化下的自由度,又恰恰使之难于监管。
    加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需要,金融玩家们把金融资源无序而且过度开发,创新的金融交易工具和产品发展迅速,这些交易工具和产品使得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巨额资金的交易与转移,而且该资金的去向不确定性很大程序上无法把握。这就给我国的金融监管与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必须要有对资金来源和去向的准备预测与判断,同时更要有一系列完备的监管机制使进入我国的金融资本掌握在可控之中,对投机资本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有些国家只看到金融全球化有利的一面从而放松了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甚至取消了对资本流动、利率及银行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这样必然导致监管真空也越来越多,而金融衍生工具在庞大资金支持下的杠杆作用,使得银行的小小失误都会成十倍百倍千倍地放大,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6.2金融全球化使我国金融业面临挑战。
    我国银行参与金融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也必须要加入这个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的金融能力与水平才得以不完善和提升。我们的银行参与金融全球化,最终能给自身带来长远利益。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较晚市场经济竞争不充分,过去银行都是在国家呵护下的温室成长,因此金融体系的确不够完善,金融业赢利能力有限和金融风险控制机制还不够强,与外国金融机构相比差距还很大。如果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大规模进入,势必造成我们银行业生存压力巨大,无法与之相竞争和抗衡。如果允许国际金融资本充分、自由进入我国,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巨大冲击绝对不可避免。
    况且,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国家监管机构对信贷机构管理并不严,特别是国有性质的企业和大型企业易于获取贷款。而银行内部控制也相对薄弱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相对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言,我们的银行缺乏严谨的收益衡量和风险评估制度,致使信贷资金分配不当,如果这些资本未受控制流入高风险的部门,一定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这些年来由于金融资产的泡沫,很多企业从银行获取的资金未投向实体,而是投向短期内能产生巨大利益的楼市股市,造成楼市股市泡沫,以至于影响国计民生,就是很好的写照。所以,绝对不能忽视金融全球化对我们银行业的冲击,从而造成经济发展的不稳定、资产价格的波动。从目前形势看,金融全球化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多负面效应正在慢慢显现出来。
    7 政府行政干预的因素
    不可否认政府采取或明或暗的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经营,从而导致商业银
    行不良资产的大量产生一直受社会诟病。就算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其国有控股的性质实际上没有改变,政府客观上希望其要为可持续性的经济高速增长服务也是理所当然,在政治上也同样赋予其要保持社会金融稳定的责任,所以它们也同样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
    7.1信贷等同于财政调控的工具。
    我国商业银行的生存和成长背景,不可避免地使政府有时把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部分或工具,经济过热时让其诸如提高准备金率、控制贷款规模等方式压缩贷款,经济萧条或需求不足时又让其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贷款。有时还把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等同于财政资金的替代,例如在安排国家或地方政府大型项目建设时,部分资金缺口留给建设企业向国有商业银行作贷款安排,我们见得最多的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大都如此;再比如国家对地方的援助性贷款,象水灾地震后的灾后重建贷款,也同样要留下部分资金缺口计划由银行作贷款安排;更有政策性的扶贫贷款项目,这些项目国家是一定要做的,而商业银行是未必愿意做的,但是同样通过行政措施进行变相干预,如采取安排某些专项贷款、开会或下文件要求商业银行增加某类贷款、所谓协调某些专项贷款等手段,促使商业银行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任务。
    国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有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的投向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指定,银行本身往往是无法决定的。而流动资金贷款这一块,基本上也是由政府部门指定投向如农副产品收购和出口商品收购贷款之中。如果按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来看,银行本身是未必愿意做的,事实上这些业务的不良率太高风险太大。当然,还有政府部门对支农、扶贫、支持地区开发和科技开发的贷款,多数都实行优惠利率或贴息优惠,当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给不出钱时,就把优惠及贴息负担这块转嫁给专业银行,引起专业银行经营的困难。
    政府部门还会通过行政或政策性手段要求商业银行向国有企业或指定的大型发放贷款,而这些企业未必符合银行要求的贷款条件,而政府在其中并不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因为法律已明文规定了多种政府部门担保无效的情形,所以银行贷款往往是没有安全保证的。政府不合理的干预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商业银行信用活动扭曲和金融秩序紊乱,使风险累积和风险叠加,银行的不良资产由此引起的上升占了很大比重。
    7.2 地方政府直接的干预。
    当然也不要认为对来自政府的行政干预对于银行的领导或高管而言是不愿意的,特别在来自地方政府直接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时,地方政府作为当地利益的代表方,在权衡银行利益和地方利益时,无疑地首先维护地方施政利益,不会过多考虑银行利益损益。更多的是表现出为了加快本地经济发展,早日取得巨大的政绩,地方政府代表方总是采取各种办法对银行经营进行行政干预,帮助和鼓励企业上项目争投资取得更多的银行贷款。
    上面说过,对这种地方政府的干预,如果认为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只是一味被动配合,那就错了。实际上在目前的金融体制和背景下,有相当一部门银行地方机构是主动接受的行政干预,虽然大家都明白行政干预是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但还是有很多银行乐意接受,其中奥妙在于这种做法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我们可以想象,通过直接的干预下政府官员有投资上项目,更容易获取政绩;从对应方的银行地方机构的负责人或高管,同样可以获得地方政府的好评,为往后的日常经营中减少阻力获取更多的便利;当然对于获得贷款的借款企业而言更是好处多多,显而易见使用这些贷款是不用担心承担还本付息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客观事实,商业银行本身并不排斥地方政府干预的行为,相反商业银行还会从中寻找转嫁自身经营风险的机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向银行地方机构施加压力,以便为本地区争取到更多的项目贷款;当银行清理不良债权时,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竭力维护,帮助企业通过破产清算、转制改制、企业重组等手段逃废银行债务,甚至利用地方司法部门帮助地方企业逃废贷款债务。
    所以,要想避免政府的行政干预,是一项系统而艰难的任务,要从根本金融体制改革上下功夫。不然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不可能消除,而对此块不良资产的处置也是最难的。表面上受损的是银行利益,最终受损的还是国家利益。
    8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因素
    央行2011年6月1日晚间发布了《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公布了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专项调查结果: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 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平台贷款在人民币各项贷款中占比不超过30%,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成为贷款的供给主力。调查结果公布次日,银行股出现全面下跌,当日收盘时,银行类指数下跌2.17%,切实反映了人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担忧,银行由此而产生的不良资产风险目前无法预估。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组建的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划拨土地等资产组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大致可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等作为还款承诺,重点将融入的资金投入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项目之中。众所周知,这类公司对资金的经营运作不透明,政府部门似乎从不考虑其盈利能力,更多的是当作向银行融资的工具,面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银行在借贷关系中是处于劣势地位,无法像正常贷款一样进行有效地审核、发放和监管。可以这样说,银行也明知发放给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是高危贷款,日后成为不良资产的风险很大。
    8.1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巨额债务的背景。
    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主要职责有两个:第一保证本地公共服务的供给,第二维持本地经济的稳定发展。但事实上,大多情况下地方官员都把第二个目标压过第一个目标,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更多地突破中央财政的约束,达到扩张本地经济的目的。一般情况下,在经济高涨或正常运行时,中央政府考虑到防止经济过热的风险,一般会抑制地方政府经济投资扩张的冲动;只有在经济面临衰退或增速明显过缓时,中央政府才会放松对地方政府经济投资扩张冲动的抑制,转向支持和鼓励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在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已出现衰退而需要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成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伴随着地方融资平台数量爆炸式增长的是地方政府负债规模的几何式增长和天量的银行信贷。
    这些规模庞大的银行贷款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安全隐患,尤其是对银行业来讲,其安全风险绝对不可以忽视,银监会在年初已经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为2011年银行业三大风险之首,如处理不好,这些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极有可能引发银行大面积的坏账,进而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地震,将造成对整个经济的巨大伤害。
    8.2 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可能引发的不良风险。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对这些融资平台公司作出了还款承诺和担保,似乎使得这些贷款风险非常低,以至于不少地方银行主动或被动地争抢这些贷款项目,这很可能是银行的一种错觉。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政府在贷款担保是有瑕疵的,《担保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不仅如此,正如上述当银行对不良资产进行清理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会采取不正当的干预,银行贷款通过司法渠道追偿将面临一定的困难。
    更何况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与其贷款融资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其风险还包括:贷款回收过于依赖收入有限的地方财政、贷款质量相当低、贷款与投资项目现金流错配、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监管等等。所以,银行对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的风险已不是单一风险,而是来自多方面的风险综合体。因此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查,加强贷后管理和监管,对于贷款的使用、借款方的财务状况、抵押品情况以及贷款的偿还情况进行重点监测,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信贷资产安全。积极推动地方财政透明化,最大程度减少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确保银行能及时发现潜在风险、采取相应措施将贷款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综上可能诱发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宏观经济政策、监管措施、金融创新业务、经营管理水平、金融全球化、地方融资平台等因素,笔者赞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2010: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的观点:当经济衰退的拐点出现,新一轮泡沫破裂时,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可能出现。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立法和金融立法的加强,可供保护银行债权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监管措施的不断加强,对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保护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发布《2010: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市场调查报告》;
2、《试论我国金融不良资产的成因及处置模式选择》,作者: 黄平;
3、《实施4万亿投资需警惕财政风险》,作者:翟艳敏;
4、《不良资产处置的关键技术及应用》,作者:郑万春;
5、《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成因及化解的理论综述》,作者:谢平,陈荣;
6、《中国地方债已从4万亿上升到7万亿, 危机一触即发》,作者:2010年06月03日中华工商时报;
7、《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风险》,作者:2009年10月21日  《中国经济报告》杂志,巴曙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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